0 背景

2010年后，中国社会从经济转型进入社会转型阶段，在科学发展观与新型城镇化指导下，城市规划更关注生活质量，关注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和动态化。近年来，社区规划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与规划界的重视。无论是新建社区或老旧小区改造，都需要引入社区规划的理念和工作方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凸显了社区的重要性，当企业停工停产、公共设施封闭、公共交通停止运营时，居民的生活空间回归至家庭，基层社区在物资分配、疫情防控、信息传递、行为引导上发挥着重要职能。良好的社区规划不仅能满足居民的宜居需求，同时也是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经过多年的探索，基于人的行为、面向人的需求的社区生活圈规划理念被广泛认同并应用于规划实践中，在概念内涵、技术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社区生活圈正从改善物质空间、保障基本生活等基础性议题，走向社会治理下沉、提高社区韧性等提升性议题。然而，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实践仍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与现有规划编制体系相衔接，如何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如何拓展社区生活圈的内涵，体现社区生活圈规划的特色，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 破“圈”：实现社区生活圈的共建、共治与共享

社区生活圈衔接了“家”和“城市”，是生活圈空间体系中的基础单元，在规划、实施与管理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总体上，社区生活圈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近家性，社区生活圈以“家”为中心进行划分，社区生活圈主要是居民的生活空间，其空间范围涵盖了居民大部分日常活动（如日常购物、户外活动等），让居民在家周边享受基本服务。二是开放性，社区生活圈规划突破了单个社区的边界，社区生活圈内人员与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实现设施与服务的共享。三是在地性，社区生活圈规划没有刚性的指标，其边界划分与设施配置根据社区生活圈区位与建成环境、社区生活圈内人群构成进行具体分析，充分体现社区生活圈的地方特色。社区生活圈既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空间，也是超越空间层级的系统工程，对于重构新时代下的城市空间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社区生活圈规划超出了物质空间规划的概念、含义和手段，其规划实践具有复杂性。上海、成都、北京等地区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社区生活圈规划中的有些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如何构建设施完整、安全健康、多元包容的社区生活圈，实现共建、共治与共享（图1），需要首先突破传统的规划思维，并破除社区物质边界与权力边界。

图1 社区生活圈的共建、共治与共享丨作者自绘

破“传统规划思维”

回顾现有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标准与导则，社区生活圈的边界多依据步行可达范围进行划分，一般以居民步行15min内可达范围作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边界，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物质空间规划的延续。传统规划往往以固定目标和规范开展，理想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应突破这个思路，其时空边界划分应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不仅在山区城市与平原城市之间有区别，在高龄化社区、教育资源导向社区、老旧社区等特殊的社区中也应该体现社区特色。

此外，传统规划大多有明确的时间周期，社区生活圈规划则不然。随着城市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和新技术的发展，社区空间与居民行为会经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可以预见，社区生活圈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社区生活圈规划没有固定的“蓝图”，而是一个随社区生长变化的动态工程，在规划中应突出弹性与模糊性，要注重预留发展空间，并适度超前设计。

破“管理与权力边界”

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实施依赖于街区，这不仅仅是围墙的拆除，而是大院与小区管理边界的破除。只有促进空间与资源的共享，才能在不同的社区中分别布置不同类型设施，提高公共空间的包容度与活力，实现城市空间与服务的高效利用。

与此同时，权力下沉也是必不可少的。街道是城市的基层行政单元，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基层单元，也是人流监控、公共空间管理、物资配给、居民行为引导的主要执行者。然而，街道职能定位不明、职责过多而资源权力过少，难以切实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提升基层治理与服务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基层权力下放。2019年发布的《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明确给街道赋权，社区生活圈规划是关键一步。社区生活圈能统筹协调解决区域问题，强化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治理导向，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来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提高社区生活圈的社会运行和软性服务能力。

2 立“圈”：打造便民、安民、乐民的社区生活圈

生活圈规划是一种全新的规划，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正在重构之中，因此，生活圈规划体系应该与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机衔接（图2）。社区生活圈规划是在街区发展规划与街区控规之间新设置的一种社区规划，根据《社区生活圈编制技术指南》，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协同实施。由街道办事处组织编制与实施。城市生活圈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及分区规划相衔接，由城市政府与区政府编制及实施。广域生活圈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区域协调规划、城市群规划衔接，由城市政府及城市之间共同协调编制与实施。

图2 生活圈规划体系与规划编制体系的衔接丨作者自绘

 

    社区生活圈是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圈规划的核心所在，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聚焦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时空优化，属于“便民”社区生活圈的阶段，而随着生活圈规划的逐步深入，需要升级为“安民”社区生活圈及“乐民”社区生活圈（图3）。展望未来，社区生活圈规划必将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重要抓手。

图3 社区生活圈的三个层级丨作者自绘

便民：社区日常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的基底是物质空间及空间中的实体设施，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出发点是满足居民发生频率较高、持续时间较短、围绕家附近展开的日常活动需求，因此社区生活圈的最基本要求是“便民”。根据居民行为空间进行划分的社区日常生活圈包括基本教育设施、养老设施、交通设施、餐饮设施、购物设施等，能让居民在步行可达范围内获取基本服务。同时，依靠就业设施配置与社区生活圈建设，使一部分居民能就近就业，实现居住—就业—设施的综合平衡。

安民：社区安全生活圈

在居民行为空间之上，社区生活圈的第二个功能是“安民”。面对疫情，社区生活圈是继个体与家庭后、保障居民安全的第三层防护墙，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安全信息发布与居民行为引导的基层组织，也是自下而上地获取居民感知风险与行为偏好、搭建社区安全空间的基本单元。除日常生活圈中的活动设施外，社区安全生活圈内还包括应急指挥类设施、避险空间类设施、医疗救助类设施，同时考虑设施的平灾结合性与可达性。面对风险，应以若干个家庭为基本单元组织灾后避险行为，充分发挥“自助、互助、他助”的精神，能有效降低灾害的直接冲击、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乐民：社区交往生活圈

社区空间同时还有社会认知及情感空间的意涵。社区是中国城市的特色基层单元，无论是“乡土中国”、“单位中国”还是“社区中国”，良好的社区交往与邻里互助能给居民带来功能性及情感性的支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交活动、休闲活动的比重逐步增加，社会网络、社交关系逐渐成为了居民日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ICT技术的发展会对居民时空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步行可达不再是设施或服务的可达，而更加重视社区生活圈内面对面交流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通过优化公共空间，营造社区交往生活圈，促进社会融合与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形成“乐民”的社区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