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段义孚的《回家记》中译本于2013年出版，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间又掀起了一股关注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风潮，连凤凰卫视也大力推荐该书。段先生的著作在美国就有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历史，这次在国内引起反响按说不足为奇，奇的是，为何是这部《回家记》，为何在这个时候。巧合的是，当我在网上看到这本书引起的讨论，并由此联系到一直关心段先生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叶超博士、陆小璇博士生和素未谋面的宋秀葵博士、李溪博士时，他（她）们均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并有一些更专业的见地，于是，我就产生了趁热打铁、组织策划一个关于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讨论专栏的想法。我的提议得到了《人文地理》杂志社李九全副主编的鼓励与支持，几位青年才俊亦很给力，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4篇从不同视角透视段义孚思想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论文。在我写这篇介绍性的文字时，我突然想到了前面“奇巧”的一个答案，也许《回家记》的流行象征着人文主义思想到了成为我们人文地理学的“精神家园”的时候，正如唐晓峰教授所说，这个“回家”，实际上是在还国内学界欠地理学的一份“人情”。
最早将段义孚思想引进国内的是李旭旦先生。他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的名作——《人文主义地理学》进行翻译，并在南京师范大学（时为南京师范学院）铅印出来。铅印稿的传播范围很小，所引起的反响也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当时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对脱离西方主流已久的我国学界不啻是“奇谈怪论”，连中西学素养深厚的李旭旦先生在译后注中都称“没完全读懂”、“费劲地把它翻译出来”，并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无必要提倡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它能否为马列主义哲学所认可等问题。虽然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好几年了，但意识形态的束缚仍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注定受到冷遇。
作为段义孚先生的“铁杆粉丝”，我到1980年代末到日本留学时才接触到段先生的著作。虽然我在日本主修的是时间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但它们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时间地理学大师哈格斯特朗的名篇《区域科学中的人》，强调人的个性以及制约条件差异与时空之间的关系，这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虽然当时日本地理学主流仍然坚持传统道路，但对新思想不但不排斥而且积极引进，这使得我能够较方便地接触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论著。从段先生学术简历可见，早在1979年，段义孚发表于Geographical Review 一刊的《Sight and Pictures》一文就被译为日文，至2000年前，日本学界已至少翻译出版了7部著作和4篇论文。这些英、日文论著我曾经阅读过一些，并为其优美的文风所倾倒，但在理解和把握上，还是存在与当时的李旭旦先生一样的问题——“没完全读懂”。1994年，我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过了一年，时任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主任的李平约我主持翻译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三版）。这个艰难繁重、旷日持久的工作使我得到很大的锻炼，我开始从人文地理学整个学科和核心概念体系的视角去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其态度已转变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在中国遭遇了理解和接受的障碍，但学界一直有和我一样对段义孚和人文主义地理学很感兴趣的一小群人，他们一直在关注和推动着中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周尚意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深得段先生的真传，后来翻译出版了《逃避主义》；唐晓峰教授对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体悟甚深，并写了“还地理学一份‘人情’”一文来介绍和评价段义孚的思想；汤茂林教授扫校和补译了李旭旦先生的译稿，并将其发表；张景秋教授在我主编的《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中，用一章篇幅介绍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叶超博士曾编译并分析了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李平以及自然地理学者李秀彬、GIS学者朱阿兴也都是段义孚的“粉丝”。虽然专门的、长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比较欠缺，但国内学界还是存在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础。
2005年，段义孚先生“回家中国”（Coming Home to China，同题英文书于2007年出版，也就是2013年的中译本《回家记》），在北京进行了数场报告，使我们有了第一次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他舒缓、平易、优雅和生动的讲述，我突然间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也使我体会到“面授机宜”对传播这种思想性强的学术论著的重要性。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字表述往往是刻板和抽象的，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研究定势使我们或多或少对思想类的东西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或“逃避”，但是当段义孚从容地、结合他自身经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和事例娓娓道来之后，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恋地情结”般的体悟。自身的体验、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反省，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精神。而只要吃透并秉持这个精神主旨，你就能很快地入门。
对段义孚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感兴趣并热捧的并不仅仅是（西方）地理学者，（中国）人文社科以及建筑学领域都在阅读段义孚的书（《无边的恐惧》也系非地理学者所译），可见其受众面之广。但可惜的是国内学界对他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还停留在粗浅的认知水平，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有所怀疑。这也是正常的，怀疑和批判也是人文主义所提倡的，但学术上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廓清疑问，正本清源。而且，当前我们正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等提法也屡见不鲜，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人文主义的理念去指引，可以预见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将会越来越重要。但到底什么是“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西方学界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或许正如段义孚所言，人文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观念，所以，比分辨概念更重要的是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探究。《回家记》的出版及其所受到的关注，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这次专栏讨论段义孚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4篇论文具有代表性。南京师范大学叶超副教授的《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一文提出了中国大陆地理学界在对待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常见的三个问题，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批驳和回应，对段义孚的智慧概括的很好，读完后我感觉段义孚这面镜子不是一面“他者”之镜，实际上是“自我”之镜。北京大学的陆小璇博士生曾在海外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对段义孚思想很感兴趣，也读了很多段先生的英文原著，她的《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厘清了段义孚思想发展的关键节点及其背景条件，使我们对段义孚思想形成的内外因素有了更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山东建筑大学宋秀葵副教授是文艺学博士，曾出版研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专著，我们正是因为这才联系上她，她的《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一文抓住地方与空间这两个关键概念，从思想内涵、历史渊源、学界反响、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地方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质，并提示了这些思想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的李溪是哲学博士，她的《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视野》一文主要从哲学视角，分析了实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等哲学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对段义孚的影响。这4篇论文来自不同学科和视角，且都是青年学者所为，我很感谢他们的积极响应以及《人文地理》编辑部所做出的努力，这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魅力所在。
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只是少数人“玩”的玄虚或高雅之学，而是贴近人、感召人、使其乐于投身其中从而“三省吾身”的一门学问。地理学者当然可以选择不去专门钻研它，但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反映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应该成为一种基本要求。我相信，只要我们为爱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同好多搭建这样一些平台，多创造交流的机会，中国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